四大野战军中，东野是一种成功反转的象征，经历了由贫困到富裕的传奇；而中野则呈现出“富不过三代”的现象，曾经的繁荣遭遇了后来的一落千丈。相比之下，西野的境遇更显得悲惨，始终处于艰辛中。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，中央当局最初并不打算在西北地区组建一支方面军。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员配置上，原则上是“够用就好”。首先，由于中央对局势的信心满满，因此只需依靠小型部队进行自卫。在最危急的时刻，有人曾建议保留陈赓兵团驻守中央，但毛泽东却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。其次，陕甘宁地区本身经济条件极其弱小，抗战结束时，仅有90万的人口，无法与晋冀鲁豫，华北及华东地区相比，更别提东北那丰富的工业基础。

真正促使中央决定组建西野的是胡宗南对陕北的突然进攻，企图夺取延安。尽管熊向晖提前发出了警报，但延安方面的反应依然显得十分仓促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从原本负责警卫和守备的部队中抽调，草草拼凑成了一支野战军。即使野战军的领导者人选也是临时决定的，当时在各个解放区担任要职的统帅都已经被抽调，而能够担当西北重任的几乎无从寻觅。毛泽东原本想让贺龙负责指挥，但因他正与阎锡山进行复杂的斗争，局势十分微妙。最终没有其他选择，彭德怀，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，被任命为西野的司令员和政委。彭德怀的这一选择，尽管意味着自己降级，但在危机面前，大家都更加关注如何完成任务，而非职务大小。彭德怀的这种担当精神令人钦佩。

西野刚成立的时候，兵力不过2.6万人，连东野和华野的一个主力纵队都还不及。幸运的是，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显露无疑，尽管兵力薄弱，他依然能够利用灵活的战术与胡宗南的主力展开斗争，接连获得胜利。不过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，陕甘宁地区的贫穷与人口稀少，基层征兵的能力根本无法满足需求，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掳获敌军战俘来补充兵员。因此，西野在作战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尽量多地抓捕敌方士兵，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避免杀戮。所俘获的战士几乎不被释放，而是在战场上直接换装，编入自己的队伍。

这个数字让人震惊。西野成立时为2.6万人，但仅仅九个月后，主力部队就扩充到了7.4万人，加上地方部队，总兵力达到了10.8万人。这些新增的兵员中，超过90%都是被俘的敌军士兵。这在解放军中简直是个奇迹，而在敌人看来，则是奇耻大辱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彭德怀敢于将这些俘虏分散编入解放军，有的连队中甚至80%都是原国军的士兵。起初，班长和排长等骨干成员多为老解放军，其他士兵多为俘虏。可随着战斗愈发激烈，老兵和基层干部相继牺牲，实在无奈之下，只能将“解放士兵”提升为骨干。不久之后，基层干部中大多数也都出自俘虏兵。

虽然解放军以少胜多，驾驭得当，但面对士气低落和思想问题，彭德怀显然倍感压力。一些新任干部带有从国军学来的坏习惯，故而出现了不愿意打仗的现象。最初只能归结为个别情况，但后来形势愈发严重，形成了普遍的问题。解放军虽然不怕牺牲，却极为重视思想的稳固。彭德怀决心暂时延缓攻击，并全面推行一项“新式整军运动”，主要内容是“诉苦三查”，实际上就是对俘获的士兵进行深入教育。

至1949年初，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，西野更名为第一野战军，此时全军共有七个军和两个骑兵师，总兵力达到了15.5万人。与当时最强大的四野和三野相比，那些部队的单个兵团达到12万多人，显然一野的艰难处境仍未得到根本改善。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野依然能打硬仗，的确令人钦佩。当时胡宗南及西北的地方武装力量总计约45万人，而彭德怀则带着一野以一敌三，照样占据了主动，展现出其不凡的能力。

然而，一野的苦日子终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。1949年春，太原解放后，阎锡山的势力瓦解，华北地区再无大敌。于是中央决定将华北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调往西北，由一野指挥。这两个兵团加起来大约有23万人，人数上不仅超过了第一野战军，并且装备也更为优越，彭德怀终于可以得到充足的兵员。从此，西野在攻占西安、兰州，进入河西，直至新疆的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，所到之处克敌制胜。